城市化背景下怎样应对城市资源“短缺”

城市资源“短缺”的实质及对策

深圳最近一段时期一直在强调自己面临土地、能源、人口、环境四大危机,并试图通过外来人口子女借读费,其父母必须加入当地社保等措施,控制外来人口增长。

许多大城市近来“限制”外来人口的理由和深圳几乎如出一辙。但其所谓的资源危机,实质上不是真正的社会资源危机,而是传统僵化的以户籍为模式进行行政管理导致的z-f公共资源危机。以深圳为例,其宣称管理人口已突破1 200万人,而承载这上千万人的深圳总的土地面积只有1 953平方公里。事实上土地是可以适当向外扩张的。深圳市2003年就已经决定将宝安、龙岗两区218个村,总量为956平方公里的集体土地,除了“已建成区、经批准尚未使用的建设用地、山林地、坡度大于25°不作为建设用地的园地”之外的260平方公里全部变为国有。(《新京报》2004年7月1日)

但深圳的教育资源却实实在在受到了挑战。并不是“人口问题让深圳的城市资源、环境的可承载力逐步逼近极限”,使有关方面被迫做出控制人口的决定,而是“子女上学、社会治安”等现实的z-f压力让有关当局难以应付。

面对这种局面,有两个选择:一是增加治安力量,加强学校建设,以满足人口增长之需;二是学校和警察维持现状,控制外来人口。前者需要z-f加大财政投入,后者则似乎不必增加其财政投入。于是,城市管理者优先选择后者。

表面上是城市管理者在“主动”调控城市人口,实质上是在被动应付其过去不合理的调控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:深圳“十五”计划制定的2005年人口规划目标为480万人,目前深圳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 000万,户籍人口仅171万。无论教育还是治安管理,均赶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。

然而,今天的疲于应付,难道就不会为明天的管理者埋下祸根,使未来的管理当局更加被动吗?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无论通过控制户籍人口比例,还是通过抬高流动人口子女的上学门槛,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人口自由流动的趋势。暂住人口一再突破户籍和人口目标控制,使流动人口占深圳人口总量的80%以上。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?

而目前在深圳就读的学生有40.9万人,其中暂住人员子女仅21.21万人。171万户籍人口里就有将近20万学生,而1 035万“暂住人口”里也仅有20万出头的学生,充分说明流动人口的子女大部分并不在深圳就读,试图通过控制子女就读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,看来只能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相情愿。从全国态势上,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就在1亿人以上,而留守子女则高达2 000万以上。

在中国,市场经济是一条永远回不去的路。在市场条件下,人口和其他一切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,是任何人、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社会基本规律。在这规律下,希望各地城市管理者要有真正的前瞻性、包容性的眼光,审时度势,及时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否则,只会使自己陷入时时被动、处处被动的恶性循环。

城市资源与人口之间z-f公共资源的相对短缺,固然与区域发展不平衡、各地社会保障水平不一致有关,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落后的户籍管理模式。中国内地的城市z-f恐怕是世界上权力最大责任最小的z-f:他们“一视同仁”地从所有居住在本城市的居民中收取税费(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源是消费税。而且,有国家权威数字为论证,从总体上看,各级z-f收取的总税费远高于公民的工资总额。而z-f总体上提供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却几近于无),从包括大量外来人口在内支撑起来的房地产开发中获取巨额利润,却只需为其中的少部分甚至极少部分“户籍人口”提供教育、医疗、养老保险等公共服务。深圳又是这方面的“典范”:从1 200万人里收税,却只需为171万人口提供公共服务!这就是为什么各大城市z-f都热衷于控制户籍人口的原因所在!

有人说,中国的现实情况是“地少人多”,并且把一部分人口强制性地置于农业领域,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半失业状态。因为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制度难题——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,于是便产生了对立比较严重的城乡两大利益集团。如果骤然打破两者之间的壁垒(不只是户口形式),后果无异于一场社会动荡。例如,单单宣布农民可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养老金或退休工资待遇,那么,城市z-f财政将立刻破产。再比如,按一种建议,让城市z-f给一切愿意进城的农民提供廉租房,后果也相当惊人。所以,至今没有一个城市z-f敢于采取激进的行动来结束我们的一段惊人、尴尬的历史。当初的错误让我们付出了今天的代价,所谓“死人捉住了活人”。

对于z-yz-f来说,一方面,要切实承担起自己的责任,从速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;另一方面,绝不能听任各地城市z-f画地为牢。要综合考虑环境问题,不要以为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就没有资源和环境问题,正如我文章第一部分写到的,大量人口滞留农村只会制造更大的资源、环境乃至社会不安问题。

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:改革开放到了今天,已经进入了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被相对剥夺的胶着阶段,随时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。下一个全民福利共同增进的改革,只有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,这是代价最小、效率最高,也是最容易达成妥协的改革,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或革命,给未来中国带来的影响都更大、更深远。高密度城市拯救中国,这是历史的必然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召唤!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处处被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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