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红利导致房价上涨

z-f绝不能容忍房价不受限制地暴涨,否则就是给全社会埋地雷,因此,对房价的宏观调控是一种常态。但每一次调控都不要指望会使价格回到几年前,它只能使价格在一个又一个新的、更高的价格区间内震荡。

中国全面进入观念决定贫富时代

2009年5月,北京大望京村开始从地图上消失。和神州大地遍地开花的“强拆”、“暴拆”、“血拆”大相径庭的是,这个村庄的村民没有一个上访、闹事,拆迁过程中也未发生任何暴力事件。村民们一次性拿到了上百万至数百万的补偿款,一般的家庭除了几套安置房,至少还有上百万元现金,而多的达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。拆迁让大望京村全村跑步进入百万元户级别,以致在40多天里村庄就被拆迁完毕。这件事得到了领导和相关部门的积极评价,甚至有人称之为“大望京模式”。

但其实“大望京模式”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,其根本着眼点就是z-f的征地和拆迁出价较充分地考虑了市场因素,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。而在北京通州新城的建设拆迁中,同样因为给出了市场化补偿而出现半数居民首日签约、万余拆迁户排队100多个小时等候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场景。

但是,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有它的特殊性,就是源源不断的“外来人口红利”可以支撑较高的土地和房屋增值溢价,加之这些大都市在连年的土地财政中已经积累了较强的财政实力,有足够的财力支撑较高的拆迁和征地补偿。而这种补偿价,甚至可以超出百姓的预期,使很多人“一夜暴富”,轻松过上名车豪宅的富裕生活。

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,所有的城市都逃脱不了一个共同的规律,那就是城市越大,对外吸引力越大,土地和房屋增值的空间也越大。这就跟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:自身的质量(重量)越大,对外的吸引力也就越大。

如果小城镇也学大城市大肆征地和搞土地储备,一定会两败俱伤,因为没有足够的外来人口支付高额地价增值的溢价成本,不像大城市一样始终有潮水一般的外来人口支撑这个成本,为城市化买单。比如,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清水河县花费几十亿元巨额,打造出的却是无人居住的“鬼城”、“烂尾城”。

当代中国,过去几十年的贫富差距主要缘于以下几方面原因:国民收入过度向z-f倾斜;行政垄断企业8%的职工长期拿着占全国比例55%~60%的工资;市场化程度不足,行政管制过多导致权力寻租;社会保障过度向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员工倾斜;对农副产品价格管制过严;农民土地和宅基地产权不明,资本化程度不足,等等。诚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**所言:“现在面临的收入流失,既不是资本回报,也不是劳动回报、人力资本回报,而是权力的回报。是zhidu漏洞造成的结果,它对社会的危害,要远远大于正常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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